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由于遭遇車禍，遼寧省大洼縣農民工劉明明造成多處骨折。同行者12次向人下跪求救，卻屢遭冷遇最終喪命。見死不救的人群中，有打更的老漢、加油站業主、4名年齡20歲左右值夜班的女孩、遼G51111號豐田霸道車的兩個警員、繞著開走的警車司機、號稱不是本地120的司機等。其中，豐田霸道曾送了傷員一公里，任由對方跪求，以“我們要去接領導”為由，把傷者硬往車下拽。當然，最后也遇到了好人。“人間有慈愛，但來得太遲了！”(3月22日《中青報》)
可以說，24歲的劉明明，死于人們的集體冷漠，死于公職人員的失職性謀殺。“見死不救”百度一下可以找到相關網頁達104萬篇。可見，這早已成了一大社會公害。對于打更人、小業主和年輕的女孩，我覺得已沒有評判的必要。他們無非是集體性冷漠群體中新增的個體，除了道義上的譴責，我們尚無其他更好批判的武器。至于視接領導重要于救人性命的警員，繞道而行的警車以及搶白不是本地120的司機，似乎也有難言之隱。
比如，接領導的(全當是真實的)警車，沒有便宜行事的權利，路旁確也有診所；而耽誤了領導的行程就可能馬上受到處罰。繞道而行的警車可以更緊急的公務予以搪塞，且在此情境下，其他人并無強制其運送傷員的權利；按說救死扶傷是120的神圣職守，而當120資源逐漸淪為商業利益的奴婢，重傷員和農民工的身份，本能的使120司機打怵。至于見義勇為引火燒身，英雄流血又流淚的現實，幾乎成了公共的經驗。
不錯，我們已經賦予了包括人民警察在內特殊職業人群的特別職責。《人民警察法》規定，“人民警察的任務是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維護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財產，保護公共財產，預防、制止和懲治違法犯罪活動。”《執業醫師法》稱，“醫師應當具備良好的職業道德和醫療執業水平，發揚人道主義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傷、保護人民健康的神圣職責。”但這些規章都沒有細密而嚴厲的罰則。加上見死不救取證困難，區分“不為”與“不能”不易等技術層面的因素，結果，行政處罰也只是紙上的權力。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這是一條我們耳熟能詳的格言。事實上，道德至上論一直是社會主流輿論的聲音。近幾年早就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員建議設立“見死不救罪”，通過刑法予以嚴處，但更多的是反對的聲音。有人就認為，動輒意圖動用法律來解決現實問題的做法無疑是違背法律本質的，對社會不負責任的，不利于社會穩定的，有推行“法律萬能論”的嫌疑。對于非職責的純屬道德義務的救助來說，如果以法律手段來施行強制性的要求，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結果，我們就陷入了制度性的悖謬困境。道德譴責越來越蒼白無力，法制上的罰處付之闋如，社會救濟保障機制滯后。
其實，在國外，通過刑法加重對見死不救行為的懲戒并非個別。《法國刑法典》第223—6條規定：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禁并科50萬法郎罰金。”《德國刑法典》第323條c項規定：“意外事故、公共危險或困境發生時需要救助，根據行為人當時的情況急救有可能，尤其對自己無重大危險且又不違背其他重要義務而不進行急救的，處1年以下自由刑或罰金。”《意大利刑法典》第593條第2款規定：“對氣息僅存或受傷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時通知官署者，處3個月以下徒刑或科12萬里拉以下罰金。”
這些年來，我國因‘見死不救’而引發的悲劇、慘劇屢屢發生，已不只是一個道德行為，而更具有極大社會危害性質的怠責行為。單靠道德拯救似乎已無能為力，惟有施以全面的法律手段，方能懲治集體性冷漠。即使尚不能推及全民，至少應對政府官員、警務司法人員增加“見危不救和見死不救罪”條款。對其“見死不救”行為，按其社會危害性及責任人當時的主客觀條件，追究其刑事責任。政府官員作為公職人員，是由納稅人供養著的社會公仆，有其特殊的身份擔當，在人民群眾遭遇危難時挺身而出應是其身份和職責的應有之義。
（來源：紅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