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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法國的思想界和研究界正陸續涌現出一代新的中國問題專家。利奧納爾·韋龍（中文名魏柳南、法文名Lionel Vairon）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曾多年擔任法國常駐亞太地區外交官，還曾在伊拉克擔任了四年文化參贊。目前他在多所法國大學教授中國地緣政治和中國現代政治等課程。
他的新著《中國的挑戰》剛剛出版。這本書一反歐洲漢學家居高臨下的“常態”，公開表示西方并不“占據著道德高地”，認為普世價值同樣“存在于西方和中國、阿拉伯文化之中”。
韋龍這一代新生漢學家的出現，說明歐洲對中國的歷史觀察正在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觀點，正在對法國社會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影響。
用平等眼光看待中國崛起
鄭若麟：在你最新出版的著作《中國的挑戰》一書中，你提出了一系列與過去法國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所未曾關注或提出的看法和觀點，令法國社會耳目一新。作為新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你認為你與過去其他漢學家有哪些不同之處？
韋龍：對于很多歐美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來說，他們的困境在于，一個半世紀以來他們所套用在中國身上的“評價模式”已經不管用了。過去的中國，無論是處于半殖民地狀態、還是1949年革命以后的狀態，都被他們視為一個被打敗的國家。在他們眼里，1949年前中國的文化和技術水平，1949年至1978年中國的政治體制，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再加上中國龐大的人口，因此，中國是不可能從它的落后狀態中崛起的。
這種分析僅部分符合事實，但卻非常合適，因為它避免了西方對自身體制提出疑問。就像法國和美國歷代國家領導人所認為的那樣，我們西方國家才是“世界的光明”。然而，在經過四分之一世紀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之后，中國客觀上卻突破了這種分析模式。對于西方人、特別是堅持原有意識形態觀念者來說，意識到這一點是非常痛苦的：它不僅否定了他們過去對中國的所有分析，而且將使兩個世紀以來西方占據的優勢地位產生動搖。
所以我認為，從深層次來說，我與其他漢學家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坦然面對中國的崛起，并拒絕以殖民主義者的目光來觀察世界。對一個他們無法理解的演變中的世界，這些殖民主義者已經找不到北了。我認為，我們應該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個機會，來重新審視我們所堅信不疑的一切和我們的社會模式，永遠不要再在道德上教訓中國。可以肯定的是，正是在這一點上我與其他大多數歐洲觀察家存在著不同：我不相信西方占據著道德高地。我相信確實存在普世價值，但我認為我們應該同時在西方和其他文化——如中國文化或阿拉伯文化中，去尋找這些普世價值。
西式民主不等于普世價值
鄭若麟：那么你所提及的普世價值有哪些內容呢？
韋龍：在我看來，普世價值是超越任何宗教準則、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的一種價值。它主要是指：保護自己肉體不受損害的權利，我堅決反對以任何借口對任何個人施以酷刑；信仰宗教的自由，前提是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言論自由，前提是不損害社會和共同利益；幫助最弱群體的責任等……
鄭若麟：你沒有提及“民主”。
韋龍：我認為，個人在享有基本權利的時候，他也對他生活其中的社會負有基本責任。民主與自由并非同義詞。我并不認為“人民”總是比其領導人更具有智慧。歷史已經反反復復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是相同的：他渴望權力，對家庭的權力、對鄰居、對同事的權力，繼而對社會的權力……
歐洲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已經到了最后階段，其領導層事實上均屬于一小批精英，他們控制著社會給予他們的種種權力（媒體、議會、金融），自我復制，以便能夠永遠掌握權力。我們生活在其中的這個民主體制其實是一種民主幻覺，它正在悄悄地演變成一種“民主獨裁”。因此，我不認為“民主”是一種普世價值，而是西方思想史中的一種統治技巧。在其他文化中也存在著民主形式。但今天任何其他民主形式都被“議會民主”所排斥在外。
遏制中國發展很危險
鄭若麟：從目前來看，你屬于少數從中國的高速發展中看到并肯定其對世界正面影響的漢學家。你否認“中國威脅論”，提出了與目前國際盛行的觀點不同的意見，認為有一股國際勢力，“竭力要阻止或粉碎中國的崛起，以維持世界的戰略平衡”。請問你的主要依據是什么？
韋龍：我認為，“中國威脅論”反映了通過工業革命后完全統治世界已經兩個世紀的西方大國，在面對一批非猶太—基督教、亦非“白種人”的國家的崛起，已經失去了對當今世界重新思考的能力。過去第三世界獲得獨立自由也好，有關國家間平等的演說也好，創立旨在平衡各方力量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也好，都從來沒有動搖過歐洲——當然還有美國——根深蒂固的優越感。因此出現一批新崛起的國家這一事實，從深層次來說，對西方是一次真正的創傷。
二十年以后，中國的崛起便將成為不可逆轉的事實。因此，未來這二十年將會面臨多重危險，這不僅僅是對中國而言，而是對整個世界而言。我們都應該表現出負責任的態度，而不應受誘惑去試圖動搖中國的崛起。
鄭若麟：你認為，中國在發展過程中會碰到與西方在二十世紀發展中曾經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但最終中國是會成功克服并真正崛起的……
韋龍：從很多國家的經驗來看，二十一世紀中國的崛起不可能是一條“靜靜的長河”。更何況，中國自1978年以來不斷發展的國際化趨勢，已經導致某些參數至少部分地失去了控制。歐洲和美國曾經歷過1929年的金融危機和1973年的石油危機，以及其他范圍更局限的一些社會和經濟危機，這些周期性危機從時間上看或長或短都得到了控制，且始終沒有對歐美經濟的發展和它的優勢地位產生威脅。中國雖然自1978年以來贏得了出色的成功，但中國仍然存在著一些陰影，這些陰影或者來自于改革本身，或者是由于改革尚未涉及的領域，或者來自外部。
中國應優先解決內部問題
鄭若麟：從國際地緣戰略角度出發，你認為中國的崛起，對中國與美、俄、歐、日等大國之間的關系、對二十一世紀的國際關系格局會產生何種影響？你認為中國到底是應該隨著國力的增強而加大介入國際事務的力度，還是應該繼續關注內部的改革和體制的完善？
韋龍：我感到中國25年來的力量就在于她對所有的考驗都采取了實用主義的態度。正是這種實用主義，使中國目前成為第四大經濟強國，并擁有了一定的、有限的國際影響力。但中國并不擁有同等的國際權力。
中國的影響力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中國強有力的經濟增長率以及中國對其他國家提供的援助和向外國進行投資的能力，此外中國也在占據越來越多的國際市場；另一方面則是中國在某些發展中國家輿論中，越來越代表著另一種發展模式，一種既非無條件的自由主義、亦非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模式。無條件的自由主義和國家控制的計劃經濟這兩種發展模式都已經失敗了，事實證明這兩種模式都無法解決不發達國家的問題。中國的新的發展模式則表現出優于其他任何模式的長處。
但中國的這一影響力卻并不等于中國在國際上擁有了相應的權力。在國際關系領域，權力經常是指擁有強制權或干涉他人的能力而言。面對美國的霸權和對武力的使用，中國仍然是一個不參與者。我個人認為中國目前如果貿然直接涉入一些重大國際問題的話，顯然是過早了，會危及其自身的發展，并使中國的一些伙伴，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對中國形成某種反制。
中國人口龐大，經濟和社會需求同樣龐大，因此繼續集中精力于內部問題的解決，顯然是更為理性的。但與此同時，中國也應該在聯合國的框架內繼續參與多邊行動，以顯示中國參與解決國際事務所面臨的重大問題的意愿。我認為，在未來幾十年中，中國應該繼續優先集中精力于國家的發展，盡管中國的發展已經需要在國際范圍、特別是在能源領域采取行動。（巴黎4月11日專電）
采訪后記
法國漢學家或中國問題專家并不是很多。凡在法國研究中法關系的中國學者、記者或學生，大多知道幾位，都讀過一些他們的著作。所謂老一代的中國問題專家，主要是指今天活躍在法國政界、研究界，并且把持著許多中國研究機構權力的一批人。其中不乏對中國真正有研究、有建樹者，但也有不少帶著滿腦子“傲慢與偏見”、實際上對中國半懂不懂的所謂學者。
對于后者，我長年研究下來，至少有兩個特點：一是意識形態觀念在作祟，二是根深蒂固的種族優越感。即韋龍所謂的“評價中國的模式”，是按西方的標準建立的。凡與之不相吻合的事實，一律視而不見。所以便會有一位中國問題專家，連續七年在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問題研究所年鑒中預言“中國經濟即將崩潰”。而這七年恰恰是中國經濟增長最強勁的七年。
現在，這位中國問題專家又在另一家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中國如何向非洲殖民”。這樣來研究中國，會得出何種結果，可想而知。更可怕的是，在中國研究這個領域，他們的權力很大。比如在法國，很多大出版社都聘請他們任社外顧問，專門對有關中國的書稿做出評價。在他們的把持下，真正有分量的研究中國的書，是很難問世的。
最近幾年來，法國人發現，這批中國問題專家筆下、口中的中國，與他們看到的現實中的中國，差距越來越大，于是開始產生懷疑。這些漢學家的信譽也出現了裂縫。在這種情況下，韋龍這一代新的中國問題專家突破重圍，開始發出他們的聲音。這對法國來說，是一件好事。
（來源：文匯報 記者：鄭若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