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文藝春秋》關于天皇侍從日記的報道
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歷史問題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困擾過日本，日本的“歷史旋渦”越轉越大、越轉越深。從引發國家沖突的靖國神社，到各國爭相用電影和紀錄片表現的南京大屠殺，再到美國議員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慰安婦問題，日本官員不停地表態，議員忙于組建各種真相調查團和歷史研討會，媒體到處搜羅吸引眼球的歷史文獻，老百姓則越來越多地了解了歷史。在這樣一個混亂局面中，昭和天皇侍從的一部日記再次震動了日本，因為日記顯示，天皇裕仁曾經說，“我不想發動支那（中國）事變”，“支那比想象的要強大”。
·日記反映了裕仁在戰爭中的焦慮
3月10日，日本《文藝春秋》出版了“四月特別號”，以紀念其發行85周年。整本雜志用70多頁的篇幅刊登了天皇裕仁的侍從小倉庫次的日記。《文藝春秋》評論說，日記中隨處可見天皇在政治、軍事方面的談話。有關于對中國開戰的悔恨，也有對中蘇聯手的擔憂，同時還記錄了戰爭時期皇室的生活狀態。這部日記使用了617頁當時宮內省的專用信箋，“由《文藝春秋》從相關人士處獲得”，進行了獨家詳細報道。此前，日本NHK、TBS等各大電視臺，《朝日新聞》、《讀賣新聞》等各大報刊幾乎同時報道了這條重大新聞，但它們透露的內容十分有限，而且都來自《文藝春秋》。
這部日記的主人小倉庫次是日本二戰前第一個平民出身的皇家侍從，他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先后在東京都立大學和宮內省任職，從1939年到1945年一直在天皇裕仁身邊擔任侍從。他在日記中記錄了很多裕仁不為人知的談話。如“日本小看了支那，應盡快終止戰爭，然后利用10年來充實國力方為上策”；“支那比想象的要強大，大家均誤判了形勢，尤其是作為專業部門的陸軍竟也判斷失誤”；“（戰爭）一旦開始，就無法中途停止，滿洲事變令我們嘗到了苦澀……戰爭應在何時停止是很重要的”；“我不想發動支那事變。因為害怕蘇聯。據我得到的情報，支那并非那么容易（占領）。滿洲事變時即是如此。外務省情報和海軍的意見都是如此，但參謀本部和陸軍大臣則認為占領支那不費吹灰之力。這是錯誤的看法。但因為陸軍一致認同且意見強硬，我就沒再說什么”。
除了對戰爭的擔心，日記還體現了天皇裕仁的另一面。如他認為自己最輝煌的時期是到歐洲訪問的時候。皇族們不負責任地亂發言讓他很為難等等。
·日本媒體紛紛進行解讀
對于小倉日記披露的歷史，研究昭和史的半藤一利說，它表現了戰勢進入衰退期，天皇的真實心境。也有分析稱，至今關于昭和史的重要史料有《昭和天皇獨白錄》，從大臣角度記載的《木戶幸一日記》，從侍從角度記載的《德川義寬終戰日記》和《入江相政日記》。與這些史料相比，小倉庫次的日記更加詳盡地記載了裕仁天皇關于政治、軍事的言論。且與多數侍從不同，小倉庫次出身平民，受宮中規矩和傳統束縛較小，可以更加客觀冷靜地記述事實，因而其日記對于研究昭和史及裕仁天皇本人都有極高的史料價值。《讀賣新聞》的解讀是，日記記述了天皇對陸軍的不信任。而他不想與中國開戰的記述更是意義深遠。《產經新聞》則說日記明確無誤地記載了天皇對日中戰爭的看法。
其實，日本媒體對小倉日記的熱衷有其歷史因素，也有政治和經濟因素。去年，《日本經濟新聞》獨家披露了前宮內廳長官富田朝彥的筆記，揭示裕仁天皇對靖國神社合祀甲級戰犯的做法強烈不滿，并因此放棄了參拜。此事在日本國內和國際社會引起巨大反響，改變了日本大部分民眾對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看法，令反對參拜的力量超過了支持力量。這一事件把日本歷史文獻“出土”的影響力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它們的出現成了敏感的政治問題，也成了媒體牟利的經濟問題。
·日本人重視細節真實
從小倉日記可以看出，日本人對歷史的認知十分重視細節真實，從小倉庫次寫日記用的紙到他的平民出身，學者和媒體會通過對各種跡象的分析讓民眾信服這部日記的真實性。這恰恰反映了日本人的一種歷史觀。那么，在二戰歷史問題上，日本是否給國民提供了足夠多的“細節真實”呢？答案是否定的。3月10日，《朝日新聞》刊登了一位79歲的日本老人的來信。這位來自山梨縣的老人大村袈裟說：“安倍首相關于從軍慰安婦的發言在國內外引起波瀾。首相強調狹義上的強征慰安婦缺乏證據，而戰爭結束時我曾參與過舊日本軍隊嚴格的銷毀證據的工作。”大村16歲當上了海軍少年兵，18歲在航空部隊學習時日本戰敗。他回憶說：“盡管我們的學校不是實戰部隊，但依然被要求回收所有‘軍機密’和‘軍極密’文件，連秘密性不高的教科書也一律回收，然后在練兵場的一角挖個洞，整整燒了三個晝夜……舊日本軍隊的所有部門應該都接到了這種銷毀證據的指示和封口令。慰安婦問題涉及戰場上的性暴力和人權，缺乏證據或證人是自然的事情”。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馮昭奎研究員每年都有很長時間在日本的大學里教書，講授中日關系史課程。他告訴記者，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中，對近代史，特別是二戰期間日本的戰爭史講得很少，而且這段歷史也沒有納入考試范圍，因此，日本中青年人的近代史知識相當不足。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劉江永也有同感。他曾在東京的迪斯尼樂園看過一場講述日本歷史的環幕電影，影片在講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果后，一下子就跳到了戰后日本的迅速發展。劉江永說，迪斯尼樂園里的電影，主要觀眾都是日本的少年兒童，從這個細節中不難看出，日本的歷史教育，包括社會上的歷史教育，都想略過和擦掉那場戰爭。
但畢竟歷史是不能割斷的。馮昭奎通過在日本講課感覺到，日本的年輕人中，渴望了解二戰歷史的人很多，但他們大多只能從社會上、媒體上獲得有關這場戰爭的片面和錯誤的信息。馮昭奎認識一位中國教師，有一次他在京都的一所大學里給日本學生講南京大屠殺，結果有一個日本學生站起來大聲反駁，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顯然，他接受的是日本右翼對這個歷史事件的說法。中國老師沒有和他爭吵，而是耐心地告訴他可以去讀哪些書，開列出的書都是日本威望很高的歷史學家寫的著作。結果，這個日本學生讀完這些書后，還專門去了一趟南京，仔細參觀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回來以后，他對中國老師和其他同學說：“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就和說廣島、長崎遭原子彈轟炸是捏造的一樣。” 馮昭奎說，日本社會的絕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輕人，和那些頑固的日本右翼是不同的。那些右翼從心底里認為日本發動的戰爭是解放東亞的圣戰，是對的，所以根本就不顧史實，還歪曲、否認、抹殺史實。對日本的年輕人來說，只要讓他們看到真實的證據，他們是能夠接受歷史真相的。在這方面，日本社會有一個特點，就是在歷史認知上注重實證，特別注重細節的真實。
·有人總是避開結果談細節
劉江永說，戰后出生的日本人，對這場戰爭的認識，主要來自南京大屠殺、731細菌部隊和強征慰安婦這樣的具體戰爭罪行。而日本右翼在歪曲、抹殺歷史的時候，也是利用日本社會的這種特點，從否定細節入手。比如像南京大屠殺，就糾纏在到底殺死了多少中國人的問題上，我們說死了30多萬人，他就要你拿出具體的數字，精確到個位數，還要有名有姓。日本的右翼學者還做研究，非說當時南京城里總共只有20萬人左右，怎么會有30多萬人被殺死呢？劉江永說，其實，這是在偷換概念。當時南京有個國際安全區，這個國際安全區里有20萬人左右，日本的右翼學者硬是要把這個概念偷換成整個南京城的人口，而事實上，我們所說的南京大屠殺，指的是日軍在包括南京郊區在內的一個范圍里實施的暴行。由于當時處于戰亂狀態，有大量難民擁入南京，很多人被日軍殺死在長江中，非要一個個地找出他們的名字，完全是一種狡賴行為。再比如，對一些日本老兵的懺悔和回憶，日本也有一些人專門找這些老兵的“戰友”，挑這些老兵記憶中的個別不準確的細節，以否定其對歷史真相的描述。
馮昭奎說，可以看到，史實的證明已經成為歷史觀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但無論如何，事實就是事實，日本右翼越是要抹去和美化日本的戰爭罪行，國際上對日本的二戰歷史就越關注，而爭論越激烈，日本國內年輕一代所獲得的歷史細節就越多。（來源：環球時報 編輯：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