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環球在線消息：
·戰略高度
從戰略高度處理兩國關系，首先意味著兩國都要從本國的戰略目標和戰略利益出發處理兩國關系，擺脫諸如"個人信念"、"從感情出發"等缺乏基本外交常識的政策理念。對于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問題，能淡化就淡化，盡量不激化矛盾。
從戰略高度處理兩國關系，還意味著給予對方國家以準確的戰略定位，與對方平等相處，相互承認對方的大國身份和國際地位。與此同時，認同兩國戰略目標與戰略利益的共同點，即以為亞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做貢獻作為共同的戰略目標。
當然，中日兩國的國家利益在基本面具有共同點的同時，也有相互矛盾的側面。從戰略高度處理兩國關系，意味著必須擺正全局和局部的關系。"全局"就是兩國關系的穩定和發展，"局部"就是兩國之間可能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正如周恩來所指出，中日兩國應該"求大同，存小異"。也正如鄧小平所指出：中日兩國要友好要合作，這是歷史賦予我們雙方的使命，也是當前現實賦予我們雙方的使命。不管中國誰當政，也不管日本誰當政，都不能違背這一點。中日友好"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無論是歷史問題，還是東海問題等，我們都應以這樣的指導思想來妥善處理兩國友好與"兩國之間的問題"這一對關系。
·戰略互惠
所謂"互惠"，就是雙方在相互交往中既注意從本國利益出發，為本國爭取利益，也須適當地顧及對方的利益。環境問題的尖銳化、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日兩國相互取長補短的余地加大，也為中日發展戰略互惠關系提供了極好的條件。
首先，環境問題的尖銳化使得地理上非常接近的中日兩國具有很大的、不分你我的共通利益。可以說，環境利益是中日兩國"戰略互惠"的最大亮點。日本對中國的環保和節能事業提供幫助，也有利于日本自身的環境保護。
經濟全球化的進展，促使中日兩國利益越來越相互滲透。比如，在中國的ＧＤＰ（國內生產總值）中有日本的ＧＮＰ（國民生產總值），即日資企業在中國創造的附加價值，反之亦然；在中國的能源消費中有日本的能源消費，即日資企業能源的消耗，反之亦然。
中日地理接近，因此，經濟上相互取長補短的余地非常之大。中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日本政府向中國提供了巨額的經濟援助，使兩國的經濟互補性得到了更充分的發揮。近年來日本經濟恢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對華出口的增加，甚至有的日本經濟專家將日本對中國出口的增長稱為"中國特需"。在日本的２００６財政年度（２００６年４月至２００７年３月）中，中國（不包括香港）已經超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伙伴（如果算上香港特別行政區，中日貿易額早在２００４年就已超過日美貿易額）。正如有的日本政治家所指出的那樣，"日中的經濟發展相互促進，離了誰都不行"。兩國在經濟領域的關系是雙贏的關系，而非"零和"的關系。中國不斷發展，成為一個經濟大國，對日本來說是有利的；日本經濟走出"失去的十年"，對中國來說也是有利的。
隨著中日政治關系的改善，兩國在政治上也可能日益展現"戰略互惠"的前景，比如，兩國加強在刑事、司法方面的合作，打擊跨國犯罪和偷渡走私，既有利于日本社會的安定，也有利于樹立中國人在日本的良好形象，有利于雙方人員的有序往來和兩國關系的健康發展。
兩國在安全領域的相互交流的發展則對實現中日"和則兩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反恐、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預防傳染病蔓延等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的合作，具有極為現實和緊迫的意義。
另外，經濟、政治、文化、安全等領域的"戰略互惠"既相互聯系，又相互促進。比如，在東海問題上，雙方達成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的政治共識，將東海開發與東海劃界問題剝離開來，可望大大促進經濟上的戰略互惠。雙方擴大人員來往，既有利于經濟上的"戰略互惠"（增加雙方旅游業的收入），也有利于增進兩國人民的相互認識和理解，因而可望促進文化上、政治上的"戰略互惠"。
·戰略互信
一般來說，國家間經濟往來的擴大和相互依存的加深，有助于減少或緩解政治、安全領域的矛盾、摩擦和沖突。但是，出于政治和安全的考慮，人們在經濟交往中更看重的往往不是自己獲得了多少，而是對方獲得了多少，總擔心對方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會轉化為軍事實力，從而對自己的安全構成威脅。
筆者認為，為了增強中日的戰略互信，消除兩國之間的戰略誤判，主要需要解決三個問題：其一是正確對待對方國家的崛起。日本經過戰后幾十年的和平發展，成為最先實現和平崛起的亞洲國家；中國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持續的經濟發展，也開始走上了和平崛起的道路。
其二是認可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而且必須和平共處，不應通過"抹黑"對方國家來散布對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懷疑和不信任。
其三是通過認真解決歷史問題，真正實現歷史和解。確認加害國不會重復歷史錯誤，而受害國要求正確對待歷史也不是為了延續仇恨。
如果日本將和平崛起中的中國視為威脅，而中國等亞洲國家又對走向"普通國家"的日本是否會復活軍國主義心存不安和疑慮的話，必然導致中日之間的相互信任感下降。
中日之間需要發展一種"信任文化"，要努力在兩國之間形成"信任增加信任"的良性循環，走出"不信任刺激不信任"的惡性循環。在這個方面，兩國領導人互訪以及伴隨領導人互訪而展開的濃密的信息交流，包括訪問前的外交和輿論準備、與領導人訪問伴行的政經文各界人士的接觸、領導人與對方國家政界、媒體乃至廣大人民的直接對話、對方國家和本國國內的輿論反應，等等，必將改善兩國關系的氣氛和增進兩國相互理解，并且會產生一般性互訪接觸所無可比擬的效果。當然，強調領導人互訪的意義，決非看輕民間交往的重要性。從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經過來看，"民間外交"在促成田中角榮首相的訪華和中日邦交的恢復上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屬于人民的中日友好關系
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說："中日友好是兩國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發展中日關系為了誰？它不是為了哪個超級大國的什么全球戰略的需要，不是為了哪個政黨增加選票和提高支持率的需要，歸根到底，是為了人民，是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是兩個近鄰大國的人民彼此和睦相處的真誠而樸素的愿望之所在。與此同時，一個穩定、健康發展的中日關系也符合亞洲各國人民乃至世界和平發展的利益。
發展中日關系依靠誰？當然要依靠兩國人民。正是中日兩國人民創造了中日兩千多年友好交往的歷史，推動了１９７２年兩國邦交正常化，譜寫了中日友好交往的新篇章。
近來中日關系趨于好轉歸功于誰？盡管明智的政治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這是明智的政治家體察民意所采取的行動。在去年１１月２８日《日本經濟新聞》發表的輿論調查中，在有關"日本最需要加強關系的國家是哪國"的問題上，３５％的受訪者選擇中國，該數字超過了選擇美國的３３％。任何有頭腦的政治家不能不在兩國關系問題上做出順乎民心的決斷。歸根到底，中日關系好轉歸功于中日兩國人民。正是中日兩國人民強烈要求改善兩國關系，才促使兩國關系"雨過天晴"。（馮昭奎）
（來源：世界知識 編輯：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