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評：“我的善款你做主”不僅是善款使用的問題，更是信息公開的問題。

■李劭強

汶川地震，百余藝術家義拍籌款8472萬元定向捐給紅會，但此后便不知善款去向。對此，紅會發表說明，稱這些善款用于“博愛家園”項目，雖未按指定項目使用，但與捐贈人意愿總體一致。紅會還聲稱，在捐款使用、災后重建從決策到實施的全部過程中，及時與捐贈人溝通確實做得不夠，對捐贈人的服務也做得不夠。(相關報道見今日本報9版)

如果我們知道紅會的最大危機是信任危機，而這種信任危機恰恰來自信息不對稱，來自信息公開不夠時，就會明白這樣的解釋根本不能起到說服公眾，讓公眾信任的效果。因為，“我的善款你做主”不僅僅是一個善款使用的問題，更是一個信息公開的問題。如果單純地強調，善款沒有濫用，公眾大可放心，并不能做到針對性傳播。

相反，假如在更改捐贈對象時，有一個信息充分公開的過程，那么即使更改了捐贈對象，捐贈者也不會過分敏感。因為，善款的走向他們可以看得清楚，他們對善款的使用情況，心中有數。如果確實事出有因，那么將善款用在最需要的人身上，也算是善始善終。人們不會過多計較。問題是，這個做主是沒有公開的，這就加重了人們的疑慮——我的善意是否得到了忠實的表達？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和癥結。

所以，在公眾質疑“我的善款你為何做主”時，他們除了擔心善款使用，更是期待信息可以公開。如果信息不公開，個案的澄清并不會帶來根本改變：此次的事情因為追問而清楚了，下次是否還會有類似的事情——我捐的款，你悄無聲息地用到別處；此次事情因為沒有濫用而問題不大，下次是否就不會這么幸運——有的款項用得不明不白，不知所謂。而如果有了信息公開，每一分善款都可以清楚地呈現它的流向，它惠及的對象，人們就不會擔心這錢成了一些人屁股底下的豪車，或是成了一些人口中的天價餐。

可遺憾的是，關于慈善信息的公開還缺乏強制。雖然，關于慈善公開的直接規定有民政部制定的《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開指引》。但這個規定依然是指導性的，而非強制性的。信息公開依然取決于慈善機構的自覺。當然，有人會說，關于慈善機構還有年審制度，但同樣遺憾的是，那些所謂的丑聞好像都不是年審機構披露的，這就意味著年審看上去嚴厲，但實質上可能并沒有那么有效。所以，盡管各方一直強調信息公開，但慈善信息還是如霧里看花。

因此，必須重新思考，信息公開如何做到，信息公開如何制度化？這才是“我的善款你做主”應該引發的更深層思考。如果缺少了這重思考，就算紅會態度誠懇地解釋了事情的原因，就算紅會難得一見地作出了道歉，人們依然會不依不饒、疑惑多多，因為他們沒有看到公開的信息，他們沒有找到信任的依據——信任從來都不是無緣無故產生的。

挪用公款獲刑，挪用善款沒事嗎？

藝術家們把善款捐給紅會，明明指定用于青城山市，紅會卻擅作主張投向了“博愛家園”項目，這偏差之大可不是一丁半點，而紅會卻稱“與捐贈人意愿總體一致”，委實令人愕然，不少網友紛紛吐槽，“我的錢本來是捐給那個生病的，可紅會把我捐的錢拿去救治另一個吸毒的。都是救治，可你說是不是一個意愿？”如此種種，雖然夸張，但足見網友的不滿與嘲諷。

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博愛家園是紅會自己的項目，換言之，紅會沒把善款投向藝術家指定的項目，卻投向了自己管理的項目，這與揣進自己腰包有何區別？當然，該項目具有公益性質，看起來紅會并沒有自用，問題是，自己管理自己，老子監督兒子，善款能被善待嗎？有網友質疑，按照捐款人的意愿使用善款，是公認的慈善規則。紅會將捐款私相授受，給了相關利益企業，屬于監守自盜。說是監守自盜也許有些嚴肅或嚴重，但如果放任這種行為，真有可能演化為監守自盜，善款變為拉菲。挪用公款要負刑責，挪用善款卻能毫發未損嗎？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受贈人未征得捐贈人的許可，擅自改變捐贈財產的性質、用途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改正，給予警告”，“挪用、侵占或者貪污捐贈款物的，由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責令退還所用、所得款物，并處以罰款”。盡管不缺法律約束，但針對的并非慈善機構或公益性組織，而是受贈人和其他人員，像紅會這樣涉嫌挪用善款的行為卻不受法律制裁，這暴露出了法律的缺失。理由再冠冕堂皇，借口再光怪陸離，擅自改變善款用途，都應該受到處理。如果捐贈人的意愿得不到尊重，如果不能保證善款善用，誰還捐款？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