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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9月推出的“美國社區調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中，一個最為引人注目的結果就是貧困率。與前一年比較，貧困人口上升到了14.3%，貧困人口總數達到了4,360萬人。這就意味著每7個美國人中就有1個人生活于貧困之中，該局的統計學家談到，這是自20世紀60年開始調查這一數字以來的最高水平。

全國的新聞媒體對這一調查結果迅速做出了反應，這個不同尋常的結果引起了很多美國人的共鳴。雖然官方稱，這場“大衰退”（The Great Recession）爆發兩年以后于2009年年中正式終結，不過，失業率依然以近10%的水平頑固地維持在高位，而以前自以為相當富裕的家庭現在則擔心，自己并沒有多少能讓自己免于進入這一統計數字的財產。

與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調查結果合在一起，貧困率統計數字幫助我們描繪了一幅經濟衰退之后，美國人當今生活的景象。首先，這是一個勞動人口掙錢越來越少的國家。這項調查顯示，2009年，美國家庭的收入中位數（median income）為50,221美元，比2008年降低了2.9%（以2009年的美元調整后計算），是1997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其次，美國的居民正在發生生活方式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對人們的未來生活產生長期的影響。一個佐證是：在接受調查的成人中，已婚人數為歷史最低水平，與此同時，共同居住的未婚伴侶和非親屬人數，則比經濟衰退之前的水平有了緩慢但穩定的增長，此外，2009年生育孩子的女性人數也更少了，比2008年減少了2.2%。

“這是一場非常嚴重的衰退，人們的反應也異乎尋常地強烈，尤其是在家庭組織方面。”沃頓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該學院人力資源管理中心（Center for Human Resources）主任彼得?卡普利（Peter Cappelli）談到。然而，他和其他觀察人士對這場經濟衰退對這些趨勢的影響程度提出了質疑；畢竟，多年來，美國人結婚的人數一直在減少，這種減少并不是因為經濟的原因。不過，這些專家一致認為，無論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其中的很多因素都會影響到這個國家經濟復蘇的速度和強度，或許還會對人口的長期動態造成影響。

貧困的界定

人口普查局的研究結果經常會引來政界和商業各類學者的非難，這倒不一定是因為它得到的統計結果，而是因為它獲取這些結果的方式。不妨看看最近的貧困人口數字。2009年，在確定加權平均貧困線時，該局統計學家的統計基礎是他們按照稅前現金收入計算的結果，而沒有考慮食品券（food stamp）（美國政府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實施的計劃，旨在保證低收入人士和家庭的日常生活。——譯者注）以及政府提供的其他非現金幫助，人口普查局的標準是，四口之家的貧困線為21,756美元，年齡低于65歲的單身的貧困線為11,161美元。批評家還認為，當引入目前的標準時，為了能反映出低收入美國人今天而不是40多年前的經濟狀況，貧困的標準應該不斷更新。

但是，無論采用的方法是什么，該局得到的結果都構成了每年4,000多億美元聯邦基金和州基金分配決策的基礎。除此之外，“這些數據不但對研究者很有用，而且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官員以及私營企業也很有幫助。”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和該大學人口研究中心（Population Studies Center）的主任厄瑪?埃羅（Irma Elo）談到。

從未來政策的角度來看，有關貧困的最新結果可以給我們帶來某些啟示。“貧困率（比2008年）只上升了1%，對于一場非常嚴重的經濟衰退來說，它的影響之小令人驚異。”沃頓商學院商業和公共政策教授、設在馬薩諸塞州劍橋的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助理研究員賈斯廷?沃爾弗斯（Justin Wolfers）談到。他表示，2009年的貧困率沒有像上一次嚴重經濟衰退——也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那場經濟衰退——之后的貧困率那么高，當時的貧困率高達15.2%。“其中的真實涵義在于，‘安全網’”——比如，聯邦政府失業保險計劃的擴展——“在這次經濟衰退中的表現比以往更好。”他指出。

其他人對此表示同意。“遏制貧困大幅增長可能性的最重要計劃，是社會保障計劃（Social Security）、聯邦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美國最大的醫療福利計劃，它覆蓋每個州，包括哥倫比亞特區和5個海外領地。聯邦醫療補助計劃的對象是符合特定條件的低收入人群，以及有老人和殘疾人的家庭。——譯者注）、失業保險以及食品券。”而不是像某些人認為的在于奧巴馬政府所做的工作和投資刺激計劃，設在華盛頓特區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資深經濟研究員羅恩?哈斯金斯（Ron Haskins）在最近一次演講中談到。“去年，我們在失業保險上投入了1,320億美元，在聯邦醫療補助計劃上投入了近2,700億美元，在食品券上投入了500億美元。即便沒有《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帶來的強化效應，社會保障、聯邦醫療補助、失業保險以及食品券等計劃反貧困的效力也是非常顯著的。”

關于孩子的統計

但是，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結果也表明，不能從各種計劃中得到足夠好處的一個社會細分群體是這個國家的孩子。從2008年到2009年，年齡低于18歲的美國人的貧困率，從19%上升到了20.7%。這是個巨大的增長，埃羅談到。“現在，每5個孩子就有1人生活在貧困中。這對未來徹底根除貧困的目標可不是什么好兆頭。”

這一增長發生在所有家庭養育子女的費用大幅增長的時期。美國農業部（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簡稱USDA）一個題為《家庭在孩子身上的花費》（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的報告顯示，在由一對夫婦、兩個孩子構成的家庭中，平均而言，稅前收入低于56,670美元的家庭每年在一個孩子身上的花費從8,330美元到9,450美元不等；稅前收入介于56,670美元到98,120美元的家庭，這一花費的水平處于11,650美元到13,530美元之間；稅前收入超過98,120美元的家庭，這一花費的水平則介于19,380美元到23,180美元之間。

如果收入繼續下降，那么，夫婦生育孩子的決定會受到影響嗎？人口普查局的最近調查結果顯示，在2009年那次調查之前的12月中，生育的女性為430萬人，低于2008年440萬人的水平，不過超過了2008年之前兩年均為420萬人的水平。

當然，這些結果并不能完全說明外部因素對夫婦生育狀況的影響，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從懷孕到生產有9個月的時間間隔。然而，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華盛頓特區一家民意研究組織——4月發布的一份全國性的研究結果表明，生育率的下降與美國經濟狀況的不斷惡化存在著相互關聯的關系。“2007年到2008年期間，全國的生育率變化幅度與前一年的人均收入變化幅度和住房價格變化幅度之間存在著密切的聯系。”這份研究報告指出。

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克里斯汀?哈克尼特（Kristen Harknett）談到了歐洲的一項研究，她參與其中的這項研究表明，低生育率與動蕩的經濟形勢和失業率之間存在著關聯性，她認為，這個結果同樣也適用于美國的情況。比如說在經濟低迷時期的婚姻狀況，“人們會推遲生孩子的時間，如果經濟動蕩更為劇烈，那么，他們則可能將生育孩子的時間大大延后，從而，他們最終生育的孩子會比最初計劃得更少。”她談到。

不但生育孩子的夫婦在減少，近來，人們還越來越不愿意結婚了。正如沃頓商學院的卡普利談到的：“結婚的選擇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其中也包括經濟因素。”單單是婚禮的花費就可能足以阻止人們喜結良緣了。亞利桑那州一家跟蹤美國婚禮行業的研究機構婚禮報告公司（Wedding Report）稱，今年上半年，婚禮的平均花費已經上升到了23,867美元，2009年和2008年的婚禮費用則分別為19,581美元和21,814美元。

賓夕法尼亞大學人口統計學教授塞繆爾?普雷斯頓（Samuel Preston）談到，不但是何時結婚，就連與誰結婚也往往視經濟穩定性而定。他對人們推遲這種重大生活變化的時間并不感到驚奇。“從一定程度上來說，婚姻是一種經濟同盟，如果人們擁有穩定的收入來源，他們就更容易結成穩定的關系。”他指出。

但是，沃爾弗斯則表示，過去30年來，結婚率一直在持續下降，即便在經濟繁榮時期也不例外。他認為，在經濟狀況糟糕的時期，結婚更有吸引力，因為婚姻是一張“保險單”，也就是說，如果夫婦一方被裁掉，仍有另一方的收入維系生活所需。“從一位經濟學家的角度來看人們的結婚狀況，我感到驚奇的是，在這次經濟衰退期間，結婚率并沒有多少上升。”沃爾弗斯談到。

兩人一旦結婚，經濟狀況就會在他們的婚姻壽命中扮演角色。人口普查局的這項調查顯示，52%的已婚成人依然保持著婚姻關系。哈克尼特談到了她過去20年來一直參與其中的一項研究，這項研究關注的是美國5,000個城市家庭的動態。這項研究的結果表明，在經濟衰退期間，收入出現大幅下降的夫婦更可能離婚。此外，生活在喪失抵押品贖回權高發、失業率高企地區的夫婦，比生活在較為穩定的其他地區的夫婦更可能離婚。

共享資源

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調查結果為闡明姻親關系中的經濟學帶來的曙光。該局的“當期人口調查”（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發現，從2009年1月到2010年7月期間，非婚異性同居的人數增長了13%。人口普查局對這一趨勢深感驚奇，為了弄清長期失業等經濟狀況對非婚異性同居人數的增長是否相關，在對這些結果進行深度研究之后，該局于9月發表了一篇工作論文。研究表明，它們之間看似是有關聯性的。

這篇文章談到，比起其他伴侶來，剛剛開始一起生活的伴侶雙方均就業的比例更低，前者為50%，后者則為39%。此外，剛剛開始一起生活的伴侶也更年輕，其中，37%的男性和45%的女性的年齡在15歲到29歲之間，而長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侶的對應比例則分別為23%和32%。另外，他們還有更多人生活在大家庭中——其中有24%生活在五口或者家庭成員更多的家庭中，而長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侶生活在大家庭中的比例則為15%。這個結果與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調查結果相符，該局的調查結果顯示，無論是生活在家庭中的伴侶數量，還是在那些家庭中生活的非姻親人數均出現了增長。

埃羅認為，如果個人沒有與朋友和家庭一起生活，那么，貧困率將會高得多。“這是表明家庭如何應對經濟問題的一個明確指標。”

普雷斯頓認為，當貧困率上升的時候，家庭的規模便會增大。他談到，100年前，這個國家一半以上的家庭都生活在窮困狀態，當時，人們的家庭規模要大得多，因為幾個“大家庭”（extended family）會生活在一起，大家比鄰而居，多個家庭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事實一次又一次表明，當收入增長時，人們便會表現出對小生活單元（living unit）的偏好。”他談到。

可是，這種人口統計學上的變遷會在經濟上有所反應嗎？沃爾弗斯認為，目前這種共同生活的趨勢對住房市場具有特殊的含義。“這確實是這項調查中最引人注目的數據。”他談到。“簡單說來，目前的住房價格之所以可能還將在低位徘徊，是因為相較于家庭的數量，我們的住房數量太多了。共同居住家庭的不斷增加以及‘同居一室’伴侶數量的不斷增長，同時，因為現有人口組建的家庭數量會更少，所以，這一問題可能會變得更趨嚴重。”他補充談到。“這也是妨礙住房市場復蘇的一個因素。”

哈克尼特認為，從人口普查局的其他調查結果來看，尚不會出現收入的大幅反彈和貧困率的大幅降低。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衰退之后，用了5年的時間貧困率才回到了經濟衰退之前的水平。“貧困率的降低取決于經濟復蘇的持續時間。”

卡普利預測，如果就業市場有所改善，那么，貧困率就會迅速改變。而與經濟狀況間接相關的其他趨勢，比如，結婚率和出生率等，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會出現增長。“人們很可能會等待就業市場的經濟狀況出現改觀之后，才會做出重大決定。”他談到。“不過，人們只能等待那么長的時間，當然，他們也可能會決定冒險，即使經濟狀況并沒有改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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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沃頓知識在線 編輯：崔旭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