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啟正 原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原國務院新聞辦主任

尊敬的黃友義主席，女士們先生們：

在諸位專家前，我來講這個題目確實是勉為其難。我只有從要求者的角度，呼喚語言服務時刻到來。

最近，上海自由貿易區掛牌成立，許多人跟我討論上海自貿區的來世今生。我曾經是浦東新區管委會第一任主任，當時人們就爭論過自貿區應該如何翻譯。爭論的結果是，中文用 “外高橋保稅區”，而在外國常見的只有bonded warehouse(保稅倉庫), 很少用bonded zone，我們怕外國人弄不懂，于是英文用的是“Waigaoqiao Free Trade Zone”。中英文不一致，不懂中文的歐美人發現不了這個差別，日本人發現了這個差異，對此提出了疑問。我們的回答費了口舌，簡單的解釋就是當時在“中國自由貿易區”一詞還不流行，“保稅區”容易理解。其實當時的外高橋還不是具有標準功能的自由貿易區，今天看來這是一個過渡的稱號。中文英文不一致，這也算是一個富有中國特色的翻譯。

現在上海成立了自由貿易區，中國許多地方也希望成立自由貿易區。最近有人問我，自由貿易區到底應該翻譯成free trade zone還是free trade area。zone和area僅一字之差，但區別很大。Free trade zone 一般指一個劃定邊界的園，進入和出去就是進出海關，在上海使用鐵絲網隔離的。園區內實行貿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資自由、運輸自由等等，Free trade area則指的是整個國家都在內，國家間免除關稅和某些優待，如正在談判的中日韓自由貿易區，這種自貿區要按簽訂的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縮寫也是FTA）實行，沒有以上那樣多種的“自由”，主要是免稅的概念。如果遇到水平不夠高的初學者，翻譯錯了，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就是重大失誤。所以，語言服務的責任很大，在某些時候甚至有法律責任。

我聽說一個美國的公司到中國來投資，和中國人訂立的合同的中文文本由韓國的律師事務所制作，請中方審核。該所雇傭了多國律師，他們說法律語言要求非常精確。如果譯錯損失會很大。而他們在中國不容易找到權威的語言服務機構，我想，也許只是他們還沒有發現。這個例子說明我們中國的語言服務業亟待發展。所以，不要把語言服務簡單地看成是翻譯，它是一座跨越文化之橋。我們可以把經濟、政治和圖書等都視為文化服務。當今世界上有200多個國家，2000多個民族，6000多種語言，圣經有上千種語言的版本，那也是難翻譯的，如在不同語境下的基督教教義的區別，“上帝”和“God”的區別梵蒂岡就有許多說辭。翻譯絕不是單純的語言功夫

今天我想結合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和大家討論四個題目：企業走出去與語言的關系，文化走出去與語言的關系，語言是文化的核心和跨越四種文化障礙。

一、中國企業走出去的理由和困境

中國企業為什么要走出去。這首先是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開拓資源和市場的需要。中國經過30多年經濟發展，在很多方面已經取得不小成績， 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汽車產銷第一大國，世界第一大出口國， 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1年成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費國，2012年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個人計算機市場。但中國經濟發展也遇到一些問題，如經濟結構不合理、能源消耗高、產能過剩、有些資源儲備不足等。我們需要利用世界資源，開辟國際市場，吸收先進技術。另一方面，我們在外匯儲備、技術競爭力方面也有了較強的“走出去”實力。從國家的角度講，我們鼓勵國有企業和私有企業走出去。

不同企業有不同跨國經營需求，有的企業愿意到發展中國家去尋找便宜的土地和勞動力；有一些產品品質較高的企業希望獲得外國銷售渠道，因此希望和外國企業合營或者兼并；還有的企業想在合營和兼并中取得更多的先進專利，雖各有所需，但走出去的愿意是強烈的。

中國的GDP約占世界的10%，但中國企業在國外的直接投資存量只占世界的2%到3%。由此可見，中國走出去的潛力還很大，而且世界多國已明確表態歡迎中國投資。所以當前是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一個好時機，但不容回避，走出去仍存在不少困難。中國在吸引外國企業到中國來投資方面很有經驗，但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卻面臨很多障礙，除客觀上有些國家存在著貿易保護主義或意識形態障礙外，主觀上則存在著企業不了解外國投資環境，不懂得克服文化上的差異，不明白履行社會責任等問題。拋開政治或經濟理由之外，如果中國企業走出去不能適應外國文化，從開始談判就會面臨許多分歧，很難往下進行。中國企業走出去在呼喚語言服務。

二、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理由和困境

那么，文化走出去的理由是什么？中國文化有五千年的歷史，我們常常說中國文化博大精深，我們的古人如何創新，實際上是在分享祖先的光榮。我們可以說是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活字印刷、造紙術和火藥，但當今很多發明，如全球定位系統（GPS）激光照排系統和原子能都不是我們發明的。再看文學領域，中國也少有在世界上有影響的大作家，中國思想也很少能成為世界大多數人認可的思想。所以我們不能總是分享祖先的光榮，應該為世界做出新貢獻。

因此，我們的文化要走出去。一個國家的強大和尊嚴從根本上取決于文化的吸引力。中國如何贏得外國民眾的青睞？說我們的GDP舉世數一數二？這很難成為被喜歡的理由。說我們的國防很強大，有航母，有隱形飛機？人家很可能會感到害怕。但若我們的文化多么可愛，對方會喜歡你的文化，進而喜歡你的國家。

我最近到韓國去，知道有五萬中國人在韓留學，問他們為什么選擇韓國，他們有的回答說是喜歡韓劇，因此喜歡韓文和與韓國人接觸。韓國在中國有六萬留學生，我也問過他們為什么到中國來，他們的回答是在韓國會中文的人容易找到工作，因為韓國的經濟對中國的依賴性比較強。那我問他們喜不喜歡中國文化呢，他們回答說到中國來了以后越來越喜歡了。

世界上使用中文的國家太少，僅有中國和新加坡。中文與大多數外文差異巨大，外國人學習比較困難，這都是中文流通的困境。同理，培養中文高級翻譯人才所需功力甚大。我們不必指望中文有一天會像英文那樣在世界上普遍應用，但我們會努力推廣。西班牙有塞萬提斯學院，德國有歌德學院，英國有文化委員會，所以中國也要辦孔子學院。中國文化走出去也指望語言服務的助理是不言而喻的。

三、語言是文化的核心

美國語言學家Edward Sapir說：“語言的背后是有東西的。而且語言不能離開文化而存在，所謂文化就是社會遺傳下來的習慣和信仰的總和，它可以決定我們的社會生活。”語言的差異就是文化的差異。例如，中國的成語非常發達，含義非常豐富，成語字典有兩萬多個，成為外國人理解漢語的一個很大障礙。僅中國成語“韜光養晦”就出現了四五種譯法，有的是中國人翻譯的，有的是外國人翻譯的，如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掩蓋自己的能力，等待時機），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隱藏能力，假裝弱小），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隱藏野心，收起爪子）。有了這樣的翻譯，誰見了中國人會不害怕呢？之所以會這樣，是把韜光養晦和另一個成語臥薪嘗膽混淆了。實際上我們想說的是保持低調（to keep a low profile）。僅僅一個“韜光養晦”的翻譯不當，就會被人家認為中國人是有野心的，為中國威脅論提供口實。

中央領導講話中提出的“不折騰”這個說法，也有很多個譯本：Don’t flip flop（別翻來倒去），Don’t get sidetracked（別走岔路），Don’t sway back and forth（別來來回回），Don’t rock the boat（別晃船）等。實際上，要表達的意思是不搞自我消耗的政治運動（No self-consuming political movements）。生活中翻錯一點兒，也許沒有關系，但在政治場合，錯一點意思差別很大。

還有個例子：“打鐵還需自身硬”也有差別很大的譯文，現場口譯翻譯成To be turned into iron, the metal itself must be strong（被打的金屬自身要硬），美國CNN譯為：To forge iron, one must be strong（打鐵的人要硬），英國《每日電訊報》譯為：To forge iron, you need a strong hammer（打鐵的錘子要硬）。這三句話英文都對，表達都很好，但意思都不明確。后來新華社干脆不用“打鐵”的形象說法，直接翻譯成：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we must first of all conduct ourselves honorably（要解決這些(腐敗等）問題，自己首先得身正)。可見，翻譯是個危險的工作，處處是陷阱，聽說在國外有專門的“翻譯險”，真的有嗎？我不知細節。順便說一句，風險崗位的工作應該有高的報酬。

四、跨越四種文化障礙

第一是文字障礙。有一種說法叫“翻譯即背叛”（Traduttore–Traditore），來自意大利語，巧用了僅有細微差別的兩個詞，深刻地闡明了翻譯的困境，即譯文與原文不可能百分之百匹配，甚至可能因語言文化差異而變成“假朋友”（false friends）。中國的龍和英文的dragon就是一對錯誤的對應詞。中國的龍是善的，高貴的象征，西方的dragon卻是邪惡的象征。用dragon來翻譯中國的“龍”就會給外國人傳遞完全相反的信息。因此，有人建議在英文中創造一個新詞“Loong”來與“龍”對應。可見，跨越文字障礙的時候，實際上跨越的是文化。

其次是宗教障礙。世界上有84%的人認為自己是某種宗教信仰的信徒。我們有的中國人常常說我們什么也不信，從人口數量上大概就是那剩下的16%中的大部分在中國。說“什么也不信”，其實不是這樣，每個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信仰，只不過多數中國人的信仰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文化信仰或者說是“無神的信仰”。跨越信仰的交流很重要，我相信不同信仰的人是可以相互溝通的。讓我們看看不同信仰的人對自己和別人痛苦的理解。基督教《圣經》中說“你要別人如何對待你，你就如何對待別人”；伊斯蘭教古蘭經教導人們：“你覺得什么是痛苦，就該想到對所有人都是痛苦”；佛教認為“慈悲為懷”；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見不同信仰的人是可以溝通的。但很多走出去的中國企業對所在國的宗教信仰和文化習慣了解和尊重不夠，導致產生沖突。例如，中國人認為加班是正常的，因為中國人工作第一，生活第二。歐洲人則是生活第一，工作是為了生活得來源，因此拒絕加班。這就是生活習慣的差異，這也是信仰的差異。中國的語言服務機構可以考慮幫助走出去的企業翻譯一份《企業社會責任守則》，明確企業的要求，讓外國人也能看明白，這樣前來應聘的外國人就會自己提前做一個選擇。因此，語言服務就是文化服務。這是高級的、智慧型工作。

還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問題。冷戰雖然結束了，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防備之心并沒有完全消除，這一點在撒切爾夫人的《治國方略》一書中表現的非常明顯，他說雖然冷戰結束了，中國不可阻擋地崛起了，但是要記住他們是共產主義國家。澳大利亞決定不批準華為在澳大利亞建設高速寬帶網，雖然華為的技術和價格優勢非常明顯，借口就是擔心這類工程會帶來中國的間諜活動。最初印度議會也不同意華為做其國內互聯網業務，但華為成功地開展了公共外交，和印度國會、媒體、非政府組織、工會溝通，說明我們的產品是可靠的，并宣布讓可讓第三國工程師來檢查，最后消除了印度的擔心，做成了這個項目。可見，我們對外交往不是一個文字的翻譯，而是文化翻譯。不能全靠企業負責人，而要更多地依靠在座的語言服務業專家。

最后是思維習慣上的障礙。中國人習慣于從大到小，從宏觀到微觀，從集體到個人。西方人正好相反。美國夢大家都知道是個人奮斗的夢，中國夢我們說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我們知道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沒有中國人民的幸福，但這樣容易給人的錯覺是中國夢是中國自己的事情，與其他國家其他人無關。事實并非如此。眼前，中國經濟的發展對世界經濟的復蘇已經作出了巨大貢獻，中國的發展也是世界發展的機會。因此，我們在對外表達中國夢的時候，還應該說明中國夢是能與全世界分享的夢。

總而言之，語言素養是語言服務的基礎，跨文化素養是語言服務達到高峰的的云梯。語言服務是智慧服務，是溝通世界之橋，對中國尤其重要。中國是語言服務的大市場，這個市場不僅對中國開放，也對世界開放。

（中國日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