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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真正的經濟復蘇還要指望市場，中國應從實際出發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 2009-10-28 09:33
中國日報網中國在線消息：英文《中國日報》10月28日言論版文章：經濟危機席卷全球之后，自由市場經濟廣受抨擊，經濟學家的作用也被輿論所質疑。即便如此，一位前諾貝爾獎獲得者仍然站了出來，為兩者辯護。 10月7日，199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斯坦福大學金融學教授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發表演講。他列舉了造成全球金融危機的原因，并指出真正的經濟復蘇還要指望市場。 面對座無虛席的講堂，他提到了今年成為熱詞的“綠芽”（green shoots），即經濟復蘇的一些跡象。他認為，政府投資主導的經濟復蘇就像在廣袤的沙漠里種小一塊草地，然后向草地上澆水。這塊草地可能萌發出綠芽，但是對周圍的沙漠來說毫無意義。 “增加GDP數字并不難，但是這對社會整體真的有好處嗎？”，斯科爾斯教授質問道。當西方國家的銀行仍舊有大量壞賬，消費者仍然在勒緊腰包的時候，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通過政府開支拉動GDP，制造出經濟復蘇的跡象，而是做真正有利于社會的事情，即重組經濟結構。這一點是不能一蹴而就的。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公眾一致批評自由放任的金融市場，并要求更多的政府監管。斯科爾斯教授卻沒有迎合這一潮流，而是強調市場的價值，提醒人們注意國家干預的缺陷。 盡管他并不籠統地反對政府監管，而且承認合理的監管非常重要，但是他擔心，在沒有通過充分的討論和理解時，在政治壓力下匆忙實施嚴格的監管可能有潛在的風險。 無可否認，很多金融創新最后以失敗告終，更摧毀了巨大規模的財富。但是，廢除一切金融創新是不明智的。各國政府應該注意，過多的政府監管可能抑制創新的動力，因此而得不償失。“我們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他強調。 從支持市場經濟的立場出發，斯科爾斯教授還認為，政府不應該試圖完全平抑市場的自然起伏，因為這有可能給市場發出錯誤信號，造成“巨大的非線性反應”。他用一個比喻來說明市場的起伏是必需的：在美國，滅火隊員經常撲滅森林中的小火災。但是，當這些小火災被控制住，森林中的灌木和雜草就開始沒有限制的瘋長。于是，當大的雷電來襲，就會造成更大規模的火災，帶來更大的損失。 在金融危機中，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災難性后果。當市場陷入恐慌狀態，金融機構爭先恐后的減持資產以償清債務，經濟危機就來臨了。斯科爾斯教授稱之為“連鎖性去杠桿化”（cascade of de-leveraging）。當所有人都同時出售資產時，資產價格就會驟然巨幅貶值，公司的資產負債表就會惡化，結果逼迫它們出售更多的資產。這種惡性循環將金融部門和整個經濟都推到了崩潰的邊緣。 斯科爾斯教授用另一個比喻來說明集體去杠桿化的效應。當一個家庭想在正常年景搬家，因此出售自己家的房產，可能只需要三到四個星期就可以賣出。但是，當一個區域的住戶都在同一時刻賣房，他們可能不得不等上一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賣出。因此，個人在平常時期理性選擇的結果，在非常時期就可能造成集體的非理性甚至荒謬的后果。 人類行為的集合效應給經濟學家提出了新的挑戰。斯科爾斯教授承認，宏觀經濟學還不能很好地解釋在一個錯綜復雜的世界上所有人活動的集合效應究竟如何。將所有的人類活動的效應加在一起，并對未來做出預測，是非常困難的。為了避免陷于海量數據的泥潭之中，宏觀經濟學家不得不依賴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思維方式，而這些都無可避免地存在缺陷。 但是，他認為全球金融危機實際上使得經濟學更加重要。人們需要經濟學家的智慧來提供解決問題的答案。現在，金融機構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這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新的視野，而現在這一方面的研究還處于雛形階段。“震動促成變革”，他指出。 中國的聽眾最感興趣的話題之一是中國的匯率政策，自然也希望斯科爾斯教授介紹一下他如何看待人民幣升值的問題時。近來，一些西方政客希望中國將人民幣升值以“重新平衡”（rebalancing）全球經濟。他對這種花言巧語嗤之以鼻。“重新平衡”聽上去很美，似乎人人都是人民幣升值的受益者。而實際上，情況要遠為復雜得多。 人民幣升值對中國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強勢人民幣可以使中國的消費者在國際上相對更富裕，因為進口商品會更為便宜。但是，作為一個出口導向性的經濟體，中國的出口企業可能會損失慘重，甚至喪失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優勢。 相反，如果中國一直保持人民幣匯率不變以促進出口，也有相應的問題。為了避免國內通貨膨脹，在外匯儲備已經很多的情況下，中國將不得不將巨額貿易順差轉為更多的外匯儲備。這樣，未來如果人民幣升值，損失會更大。 斯科爾斯教授建議中國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科學地考量貨幣升值的利弊，而不是只考慮“實現世界的和諧”而為全球金融危機買單。(中國日報評論員 馬超 編輯 裴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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