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到2050年，必須用現有的耕地面積，利用有限的肥料、水和農藥，在氣候迅速變化的背景下，養活95億人口，希望其中貧困人口的比率會比現在大幅下降。

　　讓我們稍微分析一下。我知道，上一年的會議上有一項發言主題是關于人口增長。這是個連神都困擾的課題。人們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高生育率是個大問題，換句話說，貧苦的人們生育的孩子太多，因此需要計劃生育或更嚴厲些的舉措，如大規模的獨生子女政策。

　　現實的情況是，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已降至2.5——如果考慮到（人口）自然更迭率為2.2，那么目前的生育率數據并沒有超過太多。那么如此龐大的人口增長又是哪里來的呢？其來自于嬰兒死亡率的不斷下降，即是說，現在有更多的孩子能夠長大成家生兒育女，而不是在幼年就死于某些可預防的疾病。

　　嬰兒死亡率的快速下降，堪稱是我們這10年里最好的消息之一，特別是這一偉大成就發生的中心地帶，就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這也并不意味著當地還會有大量孩子的出生——實際上，用漢斯·羅斯林（Hans Rosling）的話說，我們已經達到了“兒童的峰值”。即是說，目前大約有20億個孩子，由于生育率下降，這個數字不會再刷新了。

　　但這20億個孩子很多都能長大成家并擁有自己的子女。到2050年，他們會為人父母，這就是預測中那一年人口將達到95億這一數字的來源。你不能丟棄其中任何一個孩子，上帝不會允許，而即使不需為人父母者，也能知道嬰兒死亡率下降是件好事。

　　那這些人將需要多少食物呢？依照去年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上的最新預測，到本世紀中葉，我們面臨的全球需求增長將超過100%。這將幾乎徹底抵消了GDP增長，尤其對于那些發展中國家。

　　換言之，我們需要生產更多的糧食，不僅僅為了同步滿足人口增長，更要根除貧窮。普遍的營養不良問題，意味著今時今日仍有近8億人每晚“枕著饑餓入眠”。任何一個身處富裕國度中的人，敢于說貧窮國家的GDP增長是件壞事的話，我都將表示譴責。

　　然而，這種增長的后果，就是我們需要克服嚴重的環境問題。土地流失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巨大源頭之一，或也是生物多樣性喪失的最大原因。我們必須在有限的耕地上種植更多糧食，從而保護熱帶雨林和自然棲息地不被開發為耕地。這也是提倡土地集約化的另一個關鍵原因。

　　我們還必須解決水資源有限的問題——不只是正在消失的地下含水層，還有由于氣候變化導致的大陸農業中心區土地旱災變得越來越厲害的問題。但如果我們從江河中取水，那些本已脆弱的棲息地上，生物多樣性的喪失又會加劇。

　　我們還必須更合理化地利用氮：人工肥料對養活人類而言是必需的，但是其使用效率低下，使得墨西哥灣以及諸多海洋區成為一片死寂，也釀成了水體的富營養化。

　　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里，靜候科技革新來解決所有問題。我們必須更加積極并講究策略。我們必須確保科技革新加速到來、方向正確，并為最需要它的人們服務。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之前已經意識到了這點。1968年，保羅·埃爾利希在《人口炸彈》一書中寫道：“養活全人類的戰爭已經結束。盡管從現在開始采取應急措施，到20世紀70年代，上億人口仍將餓死。”他的建議直言不諱——在困難重重的國家如印度，人們可能終歸要餓死，倒不如更早取消向他們提供食物援助，以減緩人口增長。

　　埃爾利希未必就是錯誤的。事實上，如果每個人都聽從了他的勸告，上億人口可能就不會死。不過在這件事上，要歸功于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和他的綠色革命，營養不良大幅度下降，印度也成為能夠糧食自給的國家。

　　需要提到的是，博洛格也像埃爾利希一樣擔憂人口的增長。只是他認為，我們應該為此而努力，切實采取一些措施才是有價值的。他是個實用主義者，因為他清楚什么是可能做到的；同時他又是個理想主義者，他認為無論哪里的人們都應得到充足的食物。

　　那么，博洛格做了些什么呢？他轉向了科學和技術。人類是能制造工具的物種——從衣服到犁具，技術是區別人類和猿猴的主要特征。這項工作的大部分，都是集中在主要馴化作物的基因組上。舉個例子，如果小麥長得更矮，就能將更多能量用于結出果實而不是秸稈上，那么產量將會提高，因倒伏而引起的糧食損失也可減少。

　　博洛格于2009年去世之前，花了很多年時間與那些因為政治或觀念原因而反對現代農業改革的人做斗爭。用他的話說：“如果反對者設法阻止了農業生物技術，他們可能將導致近40年來一直預言的饑荒以及全球生物多樣性危機提前到來。”

　　同時，由于富裕國家所謂的環保運動的蔓延，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相當接近這種危險的地步。雖然生物技術并未停止發展，但因各種限制現已成本高昂，只有那些最大型的公司才能負擔。

　　目前，在許多國家，一種作物獲得監管體系的許可都要花費數千萬美元的資金。事實上，我在《作物生命》（Croplife）上看到的最新數據顯示，從發現一種新的作物性狀到完全商業化，這一過程要花1.39億美元，所以開源的或公共部門的生物技術確實沒有任何機會。

　　這是個可悲的諷刺，那些從事反對生物技術的人抱怨大公司壟斷了轉基因作物市場，而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更多是在他們自己。

　　官僚主義的負擔日益嚴重。歐盟監管系統一直處于停滯狀態，許多轉基因作物要等10年或更長時間才能獲得批準，而在反對生物技術的法國和奧地利等國，由于扭曲的國內政治環境，轉基因作物的批準被無限期推延。在全球范圍內，由監管造成的延遲已經由2002年的3.7年上升到現在的5.5年。

　　請記住，法國長期以來拒絕接受馬鈴薯，只因為它是從美國進口的。就像一位評論家最近所說的，歐洲即將變成一個食品博物館。我們營養充足的消費者們被過去傳統農業的浪漫懷舊蒙蔽了，因為有充足的食物，我們才能沉浸于美好的幻想。

　　但與此同時，上個月喬納森·福利等人在《自然·通訊》雜志上發表的研究顯示，全世界多種主要糧食作物的產量增長已經出現停滯。如果我們不能讓產量增長恢復以往，就會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和由此帶來的需求增長，隨之而來的就是物價上漲以及更多的自然土地被轉化為農業用地。

　　再次引用博洛格的話：“我現在可以說，世界上已經有了可持續的、養活100億人口的技術——不管是已有的，還是那些正在研究中的很先進技術。目前更值得我們關心的問題是，農民和農場主能否被允許使用這一新技術。那些富裕國家當然可以承擔得起采取超低風險策略的成本，花更多錢購買以所謂的‘有機’方法生產出來的食品，但那些來自低收入、食物短缺國家的長期處于營養不良狀態的10億人口卻承擔不起。”

　　正如博洛格曾經說的，也許所有神話中最有害的就是說有機產品對人類或環境更好。在很多科學文獻中，有機產品更健康的觀點已經被反復批駁。從許多研究中我們也知道，在相同的土地面積上，有機生產的產量要低得多，甚至減產達40%到50%。土壤協會（Soil Association）最近發表的一份報告，用了很大的篇幅來描述用有機食物來養活世界，卻沒提到有機食物的產量缺口。

　　如果從整體上考慮土地置換的影響，有機生產對生物多樣性的危害可能更大。該報告對此也未提及，反而在談論著一個理想的世界，即西方人整體上少吃點肉并減少些熱量的攝入，這樣發展中國家就可以有更多的食物。這完全是膚淺無知。

　　如果你仔細想想，有機運動本質上只是一種拒絕主義，原則上，它拒絕接受許多現代技術。就像賓夕法尼亞州的阿米什人堅持將技術停滯在1850年的馬車時代一樣，有機運動實際上是將技術停留在1950年左右，且提不出什么更好的理由。

　　然而，他們也未能始終如一地貫徹這一理念。我在最近的一篇土壤協會雜志的文章中讀到，他們贊同用噴火器或是電流來燒掉雜草，但是良性除草劑如草甘膦的使用仍然是禁忌，因為它們是“人造化學藥品”。

　　認為不用化學藥品會對環境更好根本是毫無理由的，事實上正相反，洛克菲勒大學耶西·奧索貝爾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發現，印度農民如果使用1961年的耕作技術達到現在的總體產量的話，要額外增加6500萬公頃的土地，這相當于整個法國的面積。

　　在中國，由于現代技術取得了更高產量，種植玉米的農民可以節約出1.2億公頃的土地，這是整個法國面積的兩倍。從全球范圍來說，從1961年到2010年間，耕地面積僅增加了12%，而人均卡路里攝入量卻從2200上升到了2800。在此期間，由于產量提高了3倍，就算再增加30億人口，每個人仍然能得到更多食物。

　　所以說，化學藥品的使用對產量的大幅度提升起了關鍵作用，由此為全世界節約出了多少土地呢？答案是30億公頃，或者說相當于兩個南美洲的面積。如果沒有產量的提高，那么今天亞馬遜熱帶雨林也許就消失了，印度不會有任何老虎，印度尼西亞也不會有猩猩。這就是我不明白為什么那么多反對科學技術在農業中使用的人還自稱為環保主義者的原因。

　　(中國科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