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這些反對到底是來自何方呢？好像有一個流行的假設，即現代技術等于更高風險。事實上，也有許多非常自然且有機的方法會帶來疾病和早死，如2011年德國有機豆芽帶來的混亂可以證明這一點。這是一次公共衛生的大災難，死亡和受害人數與切爾諾貝利事件相當，原因是從埃及進口的豆芽種子受到了可能是來自動物糞肥中大腸桿菌的污染。

　　總共有53人死亡，3500人患上嚴重的腎功能衰竭。為何這些消費者選擇有機食品？因為他們認為這更加安全健康，他們更擔心來自被嚴格管控的化學殺蟲劑和化肥的微乎其微的風險。

　　如果你能毫無偏見地審視這種情況，那么大部分的爭論，無論是反生物技術還是有機論，僅僅是建立在自然主義謬誤的基礎上——堅信自然的就是好的，人工就是壞的。這是一種謬誤，因為也有很多純天然的有毒物質和自然的死亡方式，正如那些死于大腸桿菌中毒的受害者的親友們告訴你的一樣。

　　對于有機論者，自然主義謬誤被提升到了整個運動的核心指導原則的位置。這是非理性的，而我們美其名曰為了地球和我們的孩子做得更好。

　　這并不是說有機農業沒有任何貢獻——已經開發出來的許多好的技術，如間作和伴植，即使這往往需要很高的勞動強度，環境效益仍是顯著的。農業生態的原理如養分循環利用和促進種植多樣性等，無論在哪里都應受到更多重視。

　　但是，現在有機論已經到了拒絕革新、阻礙技術發展的地步。這里再次用轉基因作物這個最顯著的例子，許多第三代轉基因作物讓我們能不用危害環境的化學藥品，因為這些作物的基因組發生了改變，可以保護自身免受蟲害。這為什么不算有機農業呢？

　　我完全贊成世界的多樣性，但這意味著一個農業系統不能宣稱具有壟斷的優勢，并且排除所有其他的選擇。我們為什么不能和平共存？特別是當我們被傳統技術所桎梏，而其比新技術存在更高的內在風險時。

　　幾乎所有人都好似對“有機”充滿敬意，并認為質疑這種正統觀念不可思議。那么今天，我就要在這里質疑它。

　　最大的風險在于，我們因為現實中的盲目偏見沒有利用各種機會進行創新。我舉兩個例子，遺憾的是二者都涉及綠色和平組織。

　　去年，出于一貫的原因，綠色和平組織在澳大利亞損毀了一種轉基因小麥。我對此十分熟悉，因為我自己也曾這樣做過。不管如何，這是英聯邦科學研究所依靠公共資金開展的研究。他們反對它，是因為它屬于非自然的轉基因作物。

　　很少有人知道另外還有一項試驗正在進行，幸運的是，那些帶著割草機的綠色和平組織積極分子沒能破壞這項試驗，科學家因而意外發現一種小麥可以增產30%。試想，如果綠色和平組織成功破壞了此次創新，這些知識或許根本無從產生。英國全國農場主聯合會（NFU）主席彼得·肯德爾近日表示，這就像在人們尚未閱讀圖書館中的書藉之前燒掉它們一樣。

　　以英國洛桑研究所為例。去年洛桑研究所進行了一項抗蚜蟲轉基因小麥的試驗，這種小麥無需殺蟲劑便能對付這種嚴重的害蟲。

　　因為其是轉基因作物，所以反對者決定要破壞它。而由于約翰·皮克特教授及其團隊的勇氣，反對者失敗了。教授等人利用YouTube和媒體告訴人們為什么他們的研究很重要，為何其不應被損毀。他們的請愿收集了成千上萬人的簽名，反對派則只聚集了企圖破壞的數百人，因而白白耗費了心思。

　　一個入侵者設法越過柵欄，他正是典型的反對轉基因抗議者——一位伊頓公學的老貴族，他多彩的過往使我們牛津當地的布蘭德福德侯爵看起來像是具有責任感的公民典范。

　　這位出身高貴的積極分子將有機小麥種子撒在試驗點的四周，作為象征自然的一種聲明。皮克特教授的團隊告訴我，他們以非常低技術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使用無線便攜吸塵器將這些種子清理干凈。

　　今年，除了重復小麥試驗，洛桑研究所正致力研究一種omega-3油籽。其或能取代鮭魚養殖飼料中的野生魚類。這樣可以基于陸地種植的原料進行水產養殖，幫助減少過度捕撈。是的，這是轉基因作物，所以可以預料反對轉基因者還會呈抵觸態度，即使該研究具有明顯的潛在環境效益，有利于維系海洋生物多樣性。

　　我不了解各位，但我已經說得夠多了。所以我今天的結論很明確：關于轉基因作物的爭議已經結束，我們不應該再來討論它是否安全。在過去的15年中，人們吃了3萬億份轉基因食物，但沒有一例被明確證實是有害的，吃轉基因食物有害的幾率比你被小行星砸到的幾率還低。更重要的是，有食用有機食品致死的例子，但卻沒有人因為吃了轉基因食物而死亡。

　　正如10年前我的所作所為，綠色和平組織和土壤協會聲稱其被科學共識所引導，就像他們對氣候變化所宣稱的一樣。但對于轉基因作物而言，同樣還存在一種堅如磐石的科學共識，其由美國科學促進會、英國皇家學會和世界各國的衛生機構及國家科學院所支持，不過，這種不容忽視的科學共識卻因為與他們的意識形態相沖突而被忽略。

　　最后一個令人難過的例子是轉基因抗枯萎病馬鈴薯的故事。這種馬鈴薯由愛爾蘭一個公共基金支持的研究所培育出來，但是愛爾蘭綠黨（他們的領導人經常參加這個會議）極力反對，最后甚至訴諸于法律以抵抗轉基因馬鈴薯。

　　盡管抗枯萎病馬鈴薯能使種植者每季少用15次殺菌劑；盡管馬鈴薯屬于無性繁殖，花粉污染可謂無稽之談；盡管抗性基因來源于馬鈴薯的一個野生近親。

　　19世紀中期，在愛爾蘭發生的馬鈴薯饑荒致使上百萬人死亡，因此抗枯萎病馬鈴薯具有很好的歷史共鳴。這本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可使愛爾蘭成為消滅枯萎病的國家。但因為愛爾蘭綠黨的反對，這一切都化為了泡影。

　　不幸的是，現在官僚也站在了反對者這邊。威爾士和蘇格蘭公開排斥轉基因作物。本應由科學來指導的政府機構卻把中世紀迷信作為了戰略的需要。

　　非洲和亞洲同樣不幸。印度拒絕種植轉基因茄子，盡管它能減少農藥的使用并降低果實的農藥殘留。印度政府如同凡達納·希瓦一樣，逐漸陷入了“向后看”的意識形態。希瓦認為，工業化之前的村莊農業是理想的，但在歷史上那是一個饑荒和動亂頻發的年代。

　　在非洲，“不含轉基因”仍然是許多政府的座右銘。比如，肯尼亞因為可能存在“健康風險”，已經禁止了轉基因食品。盡管事實上它們可能減少這個國家廣泛蔓延的營養不良問題，而營養不良對健康的影響不言而喻。在肯尼亞，如果你培育出營養更豐富或者產量更高的轉基因作物來幫助貧困農民，那么你將在監獄中待上10年。

　　因此，急需的農業創新正被一系列令人窒息的管制所扼殺，而這種管制并不是基于合理的科學風險評估。現在的危險不是轉基因食物會危害到誰，而是富裕國家的少數人由于想讓他們的食物如設想般自然，而使數百萬人遭受食物缺乏的危害。

　　我希望事情正在改變。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最近為約翰·英尼斯研究中心提供1000萬美元以啟動使主要糧食作物具有固氮能力的研究，并且從玉米開始嘗試。是的，綠色和平組織，這也是轉基因的。忽略它，如果我們能減少全球氮污染的問題，并使主要農作物自己固氮，那將是一個有價值的目標。

　　我知道，從政治方面而言這是不正確的，但我們需要在國際上破除謊言并解除管制。當我與認識的植物學家談論這些的時候，他們總是把頭埋在雙手之中。因為政府機構和很多人的風險意識是完全錯誤的，其正在阻止一項極其需要的技術。

　　諾曼·博洛格已經離世，但我認為當我們拒絕屈服于政治上正確的正統觀念時（因為我們知道那是錯誤的），是在向他的記憶和視野致敬。現在風險依然很高，如果我們繼續這樣錯下去，數十億人生存的前景將受到損害。

　　所以我敢請今天在座的各位問問你們自己對這個領域的看法，看看是否經得起理性的檢驗。凡事要講證據，這樣才能確保你們能超越那些非政府組織的自我參照式報告。

　　但是最重要的是，農民應該能自由選擇想要采用的技術。如果你認為舊有的方法最好，那沒關系，這是你的權利。但你沒有權利阻止其他人，妨礙他們努力嘗試其余不同的方式，而這些方式有可能更好。農民懂得人口增長的壓力和世界變暖的問題，他們知道每公頃產量是最重要的環境指標，了解技術永遠不會停止發展，也知道電冰箱和馬鈴薯都曾作為新鮮事物引發過恐慌。

　　所以，對那些反對轉基因的游說團，從英國貴族、美國美食界的明星大廚再到印度農民，我想說的就是這些。你完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但你們現在應該清楚，科學不支持你們。我們即將到達一個危急時刻，無論是為了廣大人民還是這個星球，現在請你們讓開道路，讓我們這些余下的人繼續以可持續的方式養活這個世界。

　　謝謝各位！（張夢然 常麗君 張巍巍翻譯）

　　(中國科技網)